2019年,教育部批准建立了全国首批15所本科职业大学,很多人曾预判这一举措将会吸引更多的考生选择职业院校。2021年的招生数据却显示,物联网、大数据、汽车工程、数字技术等一些普通本科院校里的热门专业,在职业本科院校里却出现了招不满的现象。前期采访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家长对职业教育持有教育质量不高、育人环境不好、出来工作不行等刻板印象。2022年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更为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发展建言献策。职业教育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北京晚报《教育》周刊与您分享相关学者、专家有关职业教育、职业培训的相关分析与建议。
01为何学生不愿意选择职业教育?
来源:北京晚报
国家督学、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分析认为,这主要是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存在误区造成的。“第一,在很多家长看来,职业院校毕业生找到的工作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第二,由于职业教育现在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导致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和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在深造方面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第三,由于部分职业院校的负面事件让很多家长对职业院校的校风学风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第四,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在社会地位上不如其他普通院校毕业生。”
“随着我国科技发展,尤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许多岗位已经被机器人所替代,所以未来职业教育培养人才应该更多的是人工和智能机器的合作。这种合作会为我们生产出完美的产品,提供更加良好的服务。在这种生产或者服务过程当中,人主要起的作用更多的是智力作用、智慧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职业技术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有所改观,已不是过去脏乱差的环境。”因此,刘林建议,要加强科学的宣传和引导,让全社会特别是家长都能对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有一个正确且全面的认识。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赵志群看来,除了上述原因,职业教育之所以不受重视,也和用人单位长期重视和强调学历有关。“但是,随着我国从‘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用人单位在选人、用人方面的标准也要有所改变,而非片面地追求高学历轻视实践能力,毕竟不同的岗位需要不同的人。”
对于家长的焦虑,刘林表示,普职分流的比例是根据各地方所处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合理地进行调整设计。“比如,北京还有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大体上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比例在七比三左右,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上是在六比四左右。因此,这个比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只是一个总体性的要求。”
刘林认为家长之所以对普职分流产生焦虑,其原因是对职业教育不太了解,停留在原来认识上,没有把职业教育看作是类型教育造成的。
同时,刘林建议对目前按照中考成绩进行普职分流的做法进行调整。“考得好的同学就进入普高学习,考得不好的同学进入职高去学习。这种分流容易造成大家认为职业学校就是比普通高中差的感觉。我们要传递出职业教育的分流其实应更注重学生爱好和能力差异性,不是把分数当成普高和职高的划分标准,普职分流是分类而不是分层。另外在有条件的地区,普职分流更多应安排在高中后而不是初中后。”
在刘林看来,做强、做优职业教育,要从创新教育体系入手。“首先要合理地设置职业教育分流的时间节点和分流的方式。其次,要完善我们的职业教育考试制度。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基于对学生职业技术能力、学习能力等多方面的评价,因此不能简单的只用分数进行评价。再次,我们的职业教育还应该补齐层次,健全职业教育发展体系。也就是说我们要将职业教育上下都做好打通。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别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
同时,刘林还建议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企业在职工职业技能培训、接收高校学生实习实训的义务和责任,加大通过财税手段激励企业举办职业教育、支持职业教育的力度。
对此,赵志群认为,由于传统文化影响和用人单位片面强调高学历,我国学生和家长追求高学历的愿望非常强烈,职业教育出现了新的“升学导向”。主要表现在强调职业教育学历的提升,而相对忽视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性的需求。
对于职业本科教育,赵志群表示,可以预见,举办职业本科教育将极大地激发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但需注意的是,从根本上讲,我们需要的是更高水平的职业教育,而不仅仅是更多数量的本科学校。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最大问题不是供给方学历层次低,而是供给方的结构性问题,即大量高校毕业生满足不了就业的实践性和实用性要求。如果‘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果只是大规模提高了学历层次,而不是提高了人才素质和优化了人才结构,这样的教育改革意义并不大,最终也不会被社会所接受。”
“我国职业教育目前遇到的很大困难是学校一头热,愿意和企业合作,但企业没有太高热情去参与,很多企业把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看作一种经济负担。”赵志群建议,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应更多地参与职业教育,吸纳更多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而不仅关注高学历和名校,从而更好地实现人尽其才。“为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和上升空间,可以改变家长对职业院校毕业生只能去一般单位工作的刻板印象,在为企业实现更多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形象,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多年从事职业培训的赵先生透露,很多培训机构是利用信息不对称,以国家出台的新政为噱头进行的招生宣传。其提供的证书也多是培训证而非资格证。培训机构还会,让一些协会成为发证单位,增加证书的“权威性”。有些机构甚至帮助消费者伪造学历,顺利通过报名认证。另据了解,有些培训机构的课程都是由该机构自行制定,因此消费者刷题即可通过考试,“含金量”并不高。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曾多次发出消费提醒。在2020年第三季度发布的《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就提出,“部分培训机构为售卖课程,刻意隐瞒部分职业资格证考试报名条件限制,诱导消费者缴费,甚至消费者提出质疑后,承诺可以帮其伪造学历或工作经历。”在《2021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也提出,“参与职业资格类培训,要事先了解报考条件,防止培训机构弄虚作假。”
对此,赵志群认为,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不规范,一些机构通过制造噱头招生,没有充分考虑消费者利益。同时,相关技能等级标准的设置和管理不规范,也让机构钻了空子。因此,他建议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严把标准的质量关。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吴晋慧律师建议消费者在与培训机构签订合同前,要核实教育培训机构的教学资质,不要轻信“包过”等承诺,交费时还应避免一次性预付大额学费。
“此外,消费者应拒绝机构提出的转账到个人账户的要求。合同履行过程中,教育机构工作人员若与消费者沟通关于变更合同内容或其他涉及消费者权益的事项时,消费者应核实对方身份,尽量保存聊天记录或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的票据、签到表等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便于发生纠纷时进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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